译路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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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阿姨送给我一本铜印版的世界历史,里面第一篇便是讲古埃及,第一面有张插图,那是个年轻的法国小伙,叫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旁边写着: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者。

  第二篇则是讲古巴比伦,这节有张巴别通天塔的图,旁边写的是圣经创世纪里的故事:起初人类联合起来兴建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狂妄的人类,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巴别的意思正是混乱。

  接下来的章节很大部分都是讲混乱。

  我常会梦到那个地方。我相信我在那高处的清醒,正是源于注入过商博良的执着之风。如果不是,为什么会形成共振的感动?天才只是它的赋予,真理,希望无非在形容它罢了。我相信,在深处人类是能达到那共通之处的,不然为什么日夜我会感受到不同语言的呼唤?

  1799年,一个法国士兵在埃及罗塞塔发现的一块石碑成为破解象形文字的钥匙,很多学者都参与到象形文字的破解工作来,把它当做对自己智力的考验,但始终无法破解。商博良家境贫穷,从小表现出非凡的语言天赋,十三岁就会说六种古代语言。父亲是个书商,对儿子的学术兴趣大为鼓励。小弗朗索瓦对埃及尤其感兴趣,一直想找到世界的起源。

  2007年,我在南昌外国语学校读初中,对世界历史,地理以及外国文化格外着迷,记起那些纷繁复杂的名词可谓得心应手,而在这方面引进的书籍太少,市面上仅存的一些书很多也是参考别人的。于是我想:“为什么要等别人先翻译呢?”因此我把把记忆的对象转为单词。而这一切真是再适合我不过了,我甚至一度患上了背单词强迫症。

  兴趣在学习过程中的确非常重要。好几年后,商博良的老师—法国语言学家萨西(Silvestre de Sacy)问他想从学习中获得什么,他还是当年那个回答—“世界的起源”,他说这话时我是既羡慕又感动。兴趣的培养和引导往往更加重要,这一点当初我知道,可之后却为它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然而一切并非一帆风顺。

  1807年,在经过六年古语和古史的学习之后,商博良前往巴黎,当时他只有十七岁,由于他极端专业化的技能,他竟找不到工作。他穷困潦倒,勉强度日,可他仍然没有放弃。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世界各国文科生就业情况普遍不如理科,文科生处境尴尬。2010年,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极不情愿的选择了并不擅长的理科。在所有人看来,语言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英语虽然重要,但没有多少人重视。进入大学之后,我选择了电子信息工程这个专业,而英语只能是一门公共学修课,其内容也很基础。起初我非常不喜欢我的专业,学起来很吃力,学习习惯也不好,也不积极,这样下来学习语言对我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总是没有时间。我又不可能抛弃我的初心,因为没有它生活没有希望可言,最严重时,我可以在清醒的时候把数学课本上的符号看成英文单词,这些单词组合起来竟可以流动,形成一幕幕闪现在我眼前。而对此,我感到双倍的愧疚。就这样我逐渐消沉下去。

  直到有一天,我重新认识了商博良,我看到了他埃及学之父这光鲜外表下的另一面。托马斯杨——商博良在破译象形文字上的对手,英国著名学者,那一代最聪明的头脑,当时过着衣食无忧的上流生活。萨西(Silvestre de Sacy)——商博良的老师,在研究罗塞塔石碑中已经老去,认为象形文字只是符号而已。再来看商博良——一个乡下来的穷困潦倒的小伙子,名誉、财富、地位统统没有,他所拥有的只有对真理的热爱,开拓创新的锐意及勤劳刻苦的态度。而正是这几点,使他在竞赛中最终获胜。这并不只是单纯的智力问题,托马斯杨同样也是是语言天才,在以前我是太重视智力在商博良成功中的作用。我又联想到自己,每当遇到一点困难,总会以“我不适合做这个”为借口,连尝试也很少有,到最后只能自讨苦吃。

  商博良所具有的几点,正是我所失去的一切。我没有商博良的天赋,更没经历过他承受过的苦难,所以也不配任何奖赏。到现在,我才算完全看完了这个故事。整整十年!我才翻译出我的罗塞塔石碑。到现在,还并不算晚。

  静下心来,我发现我的专业和语言翻译居然还有不小的联系,从计算机语言到密码,可以用到语言翻译知识的地方很多。对于复杂的叙述,我会采用思维导图的方法来注释。名词用蓝笔标注,形容及过程用绿笔标注,结论及公式用红笔标注,这样下来知识点就一目了然了,分析里因外表也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我从商博良那学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信息的搜集、整理、比较、运用。这些本是和翻译相关的,经过镜面反射的扩展,可以得到更多,关于这点之后我会叙述。

  现实中充满了岔路与误导,无限的可能。在商博良之前,大部分人认为象形文字只是符号,不能读出来,也没有人敢挑战圣经记事的准确性。可在这里,大多数人的认为并不能使象形文字变得无声,也不能再次杀死洪水之前生活的古埃及人。商博良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只服从于真理。

  同样,翻译,无论翻译的形式还是翻译的内容,其重要性都不会因人们的观点而降低。

  我的翻译理念很大部分来自于我对文学、语言、修辞的理解,而不只是语法课上的翻译题或专门的书籍和课程。对我影响最大的四本书——《伊利亚特》、《堂吉诃德》、《蝴蝶梦》和纪伯伦的《先知》分别在诗歌,叙事,心理意境,以及析理方面恩惠我。我热爱诗歌,也会写诗,而且表达能力往往比文章还要强。因此意象分析我很在行,这种方法在诗歌以外也可以尝试。以下我会举个小例子。语言于我,绝不仅仅是交流工具,它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由里而外潜移默化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发现翻译的先天不足。语言是活的,不仅表现在它从甲骨上的刻记一直演化直到今天,或语音语调的地域以及时代上的不同,还是指它所表达的意义的场合区别多样性及灵活性。这也是机器翻译永远不能取代人工翻译的原因。我所理解的修辞是比较广义的修辞,我一直想把思想到语言,语言到理解,理解到行动这一反射弧比作是镜面反射,我不在乎月亮还是白玉盘谁更圆,我在乎的是这一反射的过程,而翻译这个过程不正可以视为一种镜面反射吗?能比喻这个过程的人一定精于翻译。

  对一个足够复杂的语句,最低级的翻译是对原文的直译,这种翻译可以保证语句的基本通畅,没有语法错误。如今一些翻译软件逐渐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虽然我们往往不能采用这种翻译方式,但它的存在也是有作用的,那就是比较。通过反复读原文及直译译文,找出直译的笨拙及表达不逮的地方,这个时候就可以运用修辞的一些知识来润饰了。

  要提高翻译水平,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对两种语言的用法熟悉,并且对两种语言的文化要有基本的认识。

  翻译的最高境界,用我自己的修辞来说是:“我将慈悲的目光投向远方,仿佛万物缺少了这清泉的滋润必凋零陨落。而那战栗之中的感激转瞬又注满了这即将见底的圣池,从而铸造了无尽的施与”,与钱钟书所提“化境”有些相似,可以说是化境的具体化。

  下面是一个我翻译的例子。我用到了绝大多数上面提到的技巧。当代挪威著名诗人奥拉夫豪格是个田园诗人,他非常崇拜李白,曾给他写过一首诗,他说皇帝虽然拥有天下的领土,但也羡慕李白,因为他“have the wind and the cloud”,英语的译文是对挪威文的直译,但就此翻成“李白拥有风和云”是否就好了?明显不行,一来读者读起来莫名其妙,二来失去了诗的韵味。这时候需要考虑一下作者的意思。换位思考在翻译中往往很重要,而对诗的翻译还要加入意象的作用。这就像商博良在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时说圣甲虫在埃及象征重生。如果不管古埃及文化,不管意象的意义,那么法老重生甚至可能被理解为法老被甲虫吃了。我们现在考虑一下挪威诗人在这里的意思。皇帝拥有天下的领土,皇帝羡慕李白,李白拥有风和云,而风和云本是在空中的,是流动的,西方的视角下也是“自由”的象征,在挪威独特的峡湾风光下,这个象征更加明显。这首诗在“have the wind and the cloud”前还加了一个形容词限定“drunken”醉的时候,这样基本上可以理解,诗人想说的是皇帝羡慕李白醉的时候能“腾云驾雾”,这一点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就可以看出。这样翻译看似和原文的“wind”有点出入,但“腾云驾雾”不正好有风的特性?这就像商博良由象形文字中圆圈所对应的意象——太阳而读出法老拉美西斯的名字一样惊喜,“拉”正是古埃及的太阳神,而拉美西斯的意思是“太阳之子”。在理解这点之后,就很容易理解这首短小的诗了,它所赞美的便是李白的随心而为。天下很多人都会被某些东西限制,皇帝也不例外。

  到这里,我可以很果断地说:文学翻译到现在依然非常重要。对普通读者来说,文学翻译提供了接触外来先进思想,了解他国文化习俗的机会。好的翻译可以起到指引的作用,而偏颇的,囿于常规的翻译甚至可能误导他人。对译者来说,翻译的过程可以使他们受益。对于译桥两岸的人民,文学翻译使他们有机会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

  除了文学翻译,我还会做一些学术翻译。世界的学术中心,从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逐渐转向英国,法国,到德国,最后才是美国,英语的普及仅仅只是上个世纪中后叶的事,所以,很多学术资料第一手往往不是英语的,比如十九世纪的数学著作大部分都是用法语或德语写的。为了接触这些资料,我会去学习这些语言,做一些基本的翻译,瑕疵是不可避免的。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系统地学习这些语言,所以我采取的是查阅式的学习,用的也是英法或英德互译词典,因为它们都是一个语系的,相互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比较学习起来理解也会简单许多。这就像商博良为了破解象形文字,专门自学了科普特语,因为科普特语中保留了很多象形文字的特点。

  我的故事到这里就要暂告一段落了,它是一个关于实现梦想的故事,但讲的形式不是对话,而是行动。

  语言是我的初恋,商博良是我的维吉尔,而这篇文章则是我的告白。